据网易新闻报道：中国城市愈加依靠土地及其带来的收入。倘若地方政府所“清理”的土地能吸引足够多工厂和其他的项目的话，依赖土地的策略给了这些城市希望。耶鲁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市长们正把土地当做银行。他们看到山岭就认为能把其变为楼。”
中国的十堰市政府几年前忧心地方经济会崩溃，因为这座偎依在群山峻岭中的城市没有更多发展工业的空间。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开天辟地！那里的官员发起击毁成百上千个山顶并降低山顶高度的运动，留下穿越植被斜坡的人工山谷。目标是开拓70%的区域，这样就可以发展更多的制造业项目。当地经济计划部门官员Gong Bailin说：“十堰难吸引，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现在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大量空间。”耗资20亿元的“削山”计划已经完成了60%。十堰的事例显示了中国城市愈加依靠土地及其带来的收入。倘若地方政府所“清理”的土地能吸引足够多工厂和其他的项目的话，依赖土地的策略给了这些城市希望。
这也让地方政府身负更多债务，如果楼市和出口市场不能持续繁荣，那么问题就会隐现。除此以外，公众对发展过快不满和土地强占事件增加之时，地方政府开辟土地之举就产生了社会和环境成本。工业园区就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因为园区的公路、电厂、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吸引足够多的项目。从中国的钢铁业到造船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国土资源部2011年的调查，北京批准的341家工业园区中有4成的入驻率不足50%。耶鲁大学研究城市环境的Karen Seto教授说：“中国的市长们正把土地当做银行。他们看到山岭就认为能把其变为楼。”
【香港《南华早报》：学者忧心“4亿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让更多人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计划将产生大量的后勤和金融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说：“很多现有的农民工生活在省会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大城市和北上广在内的超级城市，起码现在看中小城市对农民吸引力不强。”截至去年底，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居住者占大陆公民总数的51.2%。国家统计局原局长贺铿曾说，如果排除没有户籍的农民工，这个比例就要下降到35%。
此外，现行的税制下，政府收缴大部分税收，同时地方政府充当税收的花费者，这就迫使着他们依靠土地买卖来平衡收支。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指出，地方税收体系应建立“管理地方债发行的机制”，并“鼓励私人资本公共基建项目”。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院的党国英指出，城镇化应该增加中产规模，但在城镇地区政府控制地权成了一个主要绊脚石。他还说：“我们居住在人口密度大的社区环境中，庞大规模的土地由政府掌控，郊区的土地变成了不向公众开放的高尔夫球场和公园。”
展望中国改革新图景之二——城镇化全球镜鉴
新华网北京12月17日电 刚刚结束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列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主要任务，就推进市民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等做出具体部署。
不少受访海外认为，实现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又需“洋为中用”，以
太平洋开放心胸吸纳国外经验。
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运营”。
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告诉记者：“会议决定意味着今后民营资本有机会全面参与中国城镇化，更好地与公共部门共担风险、整合资源、集成创意、分享，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对于像太平洋建设这样的民营企业而言，是个重大利好。”
其实，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在国外并非新鲜概念。目前，国际上常见做法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在美国，近年来伴随政府财政吃紧，社会资本日益参与城建。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州政府越来越多依靠公私合营推动基建项目。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权公司合营的法律法规。
在澳大利亚，公私合营模式广泛应用于交通、、卫生等公用事业，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保证了项目质量。
美国森特尼尔市官员大卫·泽罗诺克指出，公司合营模式的核心在于风险共担和共享，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均对项目整个周期进行详尽分析。
严介和指出，在中国，类似模式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发展完善的道路漫长，中国业界在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需要注意摸索、总结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建投融资模式，逐步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与时代同步，与接轨。
此外，本次会议还强调，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来自海外的经验也显示，理顺财权与事权的财税体制改革正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美国洛杉矶县阿罕布拉市市长沈时康告诉记者，美国城市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的税收返还和地方税收。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税后，以城市人口数量或道路长度等为依据，按照特定方法计算后按比例返还给市政府。这部分资金专用于基建项目。此外，房产税和销售税构成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次会议引起海外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城市管理。会议强调，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尤其是“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要求规划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意见”。
原洛杉矶市城建当局规划师黄铁屿说，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设或改造要求，举行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后提交居民投票。这种规范的程序，确保了项目顺畅开展。
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在这方面，城镇化比，但“城市病”严重的拉美有着前车之鉴。拉美地区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发展政策无延续性和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提醒说，中国城镇化进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中，应着力避免类似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将带来的发展红利，必将惠及中国和经济。（执笔记者：金旼旼，参与记者：傅云威、 、喻红霞、樊宇、高攀、陈威华、赵炎、张超群、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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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十堰市政府几年前忧心地方经济会崩溃，因为这座偎依在群山峻岭中的城市没有更多发展工业的空间。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开天辟地！那里的官员发起击毁成百上千个山顶并降低山顶高度的运动，留下穿越植被斜坡的人工山谷。目标是开拓70%的区域，这样就可以发展更多的制造业项目。当地经济计划部门官员Gong Bailin说：“十堰难吸引，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现在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大量空间。”耗资20亿元的“削山”计划已经完成了60%。十堰的事例显示了中国城市愈加依靠土地及其带来的收入。倘若地方政府所“清理”的土地能吸引足够多工厂和其他的项目的话，依赖土地的策略给了这些城市希望。
这也让地方政府身负更多债务，如果楼市和出口市场不能持续繁荣，那么问题就会隐现。除此以外，公众对发展过快不满和土地强占事件增加之时，地方政府开辟土地之举就产生了社会和环境成本。工业园区就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因为园区的公路、电厂、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吸引足够多的项目。从中国的钢铁业到造船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国土资源部2011年的调查，北京批准的341家工业园区中有4成的入驻率不足50%。耶鲁大学研究城市环境的Karen Seto教授说：“中国的市长们正把土地当做银行。他们看到山岭就认为能把其变为楼。”
【香港《南华早报》：学者忧心“4亿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让更多人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计划将产生大量的后勤和金融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说：“很多现有的农民工生活在省会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大城市和北上广在内的超级城市，起码现在看中小城市对农民吸引力不强。”截至去年底，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居住者占大陆公民总数的51.2%。国家统计局原局长贺铿曾说，如果排除没有户籍的农民工，这个比例就要下降到35%。
此外，现行的税制下，政府收缴大部分税收，同时地方政府充当税收的花费者，这就迫使着他们依靠土地买卖来平衡收支。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指出，地方税收体系应建立“管理地方债发行的机制”，并“鼓励私人资本公共基建项目”。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院的党国英指出，城镇化应该增加中产规模，但在城镇地区政府控制地权成了一个主要绊脚石。他还说：“我们居住在人口密度大的社区环境中，庞大规模的土地由政府掌控，郊区的土地变成了不向公众开放的高尔夫球场和公园。”
展望中国改革新图景之二——城镇化全球镜鉴
新华网北京12月17日电 刚刚结束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列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主要任务，就推进市民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等做出具体部署。
不少受访海外认为，实现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又需“洋为中用”，以
太平洋开放心胸吸纳国外经验。
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运营”。
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告诉记者：“会议决定意味着今后民营资本有机会全面参与中国城镇化，更好地与公共部门共担风险、整合资源、集成创意、分享，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对于像太平洋建设这样的民营企业而言，是个重大利好。”
其实，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在国外并非新鲜概念。目前，国际上常见做法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在美国，近年来伴随政府财政吃紧，社会资本日益参与城建。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州政府越来越多依靠公私合营推动基建项目。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权公司合营的法律法规。
在澳大利亚，公私合营模式广泛应用于交通、、卫生等公用事业，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保证了项目质量。
美国森特尼尔市官员大卫·泽罗诺克指出，公司合营模式的核心在于风险共担和共享，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均对项目整个周期进行详尽分析。
严介和指出，在中国，类似模式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发展完善的道路漫长，中国业界在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需要注意摸索、总结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建投融资模式，逐步提高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与时代同步，与接轨。
此外，本次会议还强调，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来自海外的经验也显示，理顺财权与事权的财税体制改革正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美国洛杉矶县阿罕布拉市市长沈时康告诉记者，美国城市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的税收返还和地方税收。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税后，以城市人口数量或道路长度等为依据，按照特定方法计算后按比例返还给市政府。这部分资金专用于基建项目。此外，房产税和销售税构成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次会议引起海外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城市管理。会议强调，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尤其是“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要求规划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意见”。
原洛杉矶市城建当局规划师黄铁屿说，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设或改造要求，举行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后提交居民投票。这种规范的程序，确保了项目顺畅开展。
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在这方面，城镇化比，但“城市病”严重的拉美有着前车之鉴。拉美地区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发展政策无延续性和缺乏规划管理，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暴力加剧、贫富分化、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提醒说，中国城镇化进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中，应着力避免类似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将带来的发展红利，必将惠及中国和经济。（执笔记者：金旼旼，参与记者：傅云威、 、喻红霞、樊宇、高攀、陈威华、赵炎、张超群、小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