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势2015” 中国楼市房地产今后可能零增长

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是7%左右，我们认为既然是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在“问势2015”报告会上指出，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但整体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

至于今年的经济走势，余斌预测如果政策效应进一步地释放，则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但7%左右的增长目标意味着“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调速不减势

四大转折性变化值得关注

尽管从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下降，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国内经济却呈现出“调速不减势”的态势。

余斌列出了四大转折性变化：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05套；2014年，地方政府高负债难以为继，国务院出台43号文着手治理；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过去30年平均为GDP增速的两倍，回落至低于GDP增速。他表示，这四大转折性变化及其叠加效应，是近年来总需求增速持续收缩的主导性因素。

“眼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结束，原有动力逐步衰减，新的动力需要培养。”余斌说，过去地方政府全力抓大项目、抓招商引资就能实现快速发展，而现阶段，原有的利益机制被打破，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如何探索、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很多地方干部感到没有思路、缺少抓手。余斌认为，要想实现创新发展，挖掘新增长点，唯有靠市场来解决。

下行有压力

房地产可能零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呈现出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情况，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余斌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这一块。

据余斌介绍，领域主要可分解为四个部分：制造业占整个的比重三分之一；房地产今年以来占的比重下降到19%；基础设施占的比重22%；其他含农业、采矿服务业。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房地产仍然处在进一步下滑的过程。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4年间，中国房地产开发年平均增长是24%，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以后，去年以来，房地产增长处在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因此，余斌认为，如果今年没有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房地产有可能会达到零增长。

对于今年GDP增长7%的预期目标。余斌预测，如果政策效应进一步的释放，三、四季度经济下行的压力缓解，则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他还说，“今年的GDP的预期增长目标是7%左右，我们认为既然是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应当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

供求再平衡

防止减速恶化为失速

余斌指出，201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

余斌说，由于大量过剩产能不能有效退出，供给大于需求，导致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价格大幅下降，PPI负增长。当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的时候，企业利润滑坡，然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并通过占用资金提高贷款利率等渠道影响到其他行业正常发展，这是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效益弱化的根本原因。

余斌表示，过去，中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现在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大幅度提高。在消费层面，过去老百姓是以买房、买车为主，现在是以购买服务业的产品为主。在当中，过去是以“铁公基”为主，现在则要以增加公共产品。

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的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的逐步消化，决定了经济运行将持续承压。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重视短期需求管理是必要的，可以延缓经济下行趋势，防止减速恶化为失速，但需求扩张空间有限，代价高昂，有些措施副作用明显。

在余斌看来，当前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与危机赛跑

避免系统性风险靠改革

余斌称，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与活力，则可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可如果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或许就需要一场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调整并适应新的环境。

余斌说，2013年，在居民终消费率方面，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未来中国一定能成为全球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将会带旺很多产业，为很多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深圳近些年来经济表现抢眼，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走在的前列。”余斌进一步分析表示，2013年中国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全球农产品出口国的美国只投入了1.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国是上的农产品进口国，却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中国和美国在农业领域的差距可见一斑。

余斌说：“过去30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通过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工业制造业与国际接轨推动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来推动、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现在中国无论是产业农业还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都面临重新改革 、重新与国际接轨推动发展、提高竞争能力的过程。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可能出口是下降的，的增长可能是下降的，但是未来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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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专题报告会

“问势2015”回应六大热点问题

8月29日，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登 摄

● 六大热点 ●

中国经济能否摆脱“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的困境？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否继续良性发展？中国改革有哪些新进展？新时期深圳的发展形势如何？深圳在创新方面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深圳与粤港澳有怎样的合作前景？这是当前必须思考的六大问题。

从换速期的经济走势到国家债务表情况，从深圳的转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建问题……有不同的思想碰撞，也有融洽的观点探讨；站在的战略高度，谈深圳的本土需求。8月29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问势2015”专题报告会，邀请6位马洪基金会理事，探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深圳近期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什么”等六大热点问题。

问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速？

“过去是高速增长阶段，现在进入中高速，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而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国务院发展研究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我国接近10%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5年之久，目前学界对于中高速增长将持续多久没有定论，但他认为这个阶段大抵延续十年左右，平均增速略高于6%。

余斌表示，今年的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左右，略低于7%的增长是处在预期的合理区间，因为考虑到目前基础设施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国内股市大幅下跌的后续效应，都可能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冲击，仍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在这个增速水平上，余斌认为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同时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此外，应更加注重风险管控，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问

如何看待中国资产负债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和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近年来也进入快速的债务增长阶段，债务远高过资产的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表示，社会上比较认可的数据是中国债务大概在1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中国GDP的240%到250%。而中国资产负债的特色就在于国有的比重太大，远远高过一般的发达国家。

解决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在石小敏看来是任重道远的任务。他认为，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政府主导型、面向固定资产、以卖地和房地产为主的增长模式。领导层需要有担当和勇气，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同时在多个层面进行改革。

第三问

中国金融的风险点在哪里？

“去年，次出现了资本项下对外超过外商对华，这是历史性的转型。”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正在告别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在此背景下，有三个风险点可能引起系统性的混乱：一个是银行的坏账上升；二是影子银行债务违约；三是地方债务问题。

曹远征表示，未来中国金融要继续发展，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如何和实体经济融合。目前中国金融产品具有单一性、贫乏性，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含义是一条率曲线，中间有无数个产品衔接，这就是金融创新。向实体经济结合，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

第四问

深圳为什么能够成功转型？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在谈到深圳的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时，颇有信心地表示，深圳正在成功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建立起代表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的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体系，深圳将再次成为经济转型的排头兵。

李罗力认为，经济结构的数据是能显示“效益深圳”的数据。深圳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从而实现了经济从根本上的转型。虽然深圳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很少，但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等在都名列前茅，这也促使深圳已然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集聚性强、技术创新活跃的城市。

“深圳政府‘有为有不为，不缺位不越位’。”在李罗力看来，深圳转型成功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关键作用、企业的根本作用、法治诚信的保障作用、新型研发的作用、金融体系的资本作用、“深圳文化”的催生推助作用等六大因素。

第五问

深圳近期改革总体思路是什么？

“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从中长线来讲是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当下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这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深圳市政协常委、原市委副秘书长乐正在解析深圳近期的改革思路时表示。

乐正提到，现在有这样的疑问：经济主导型的政府会不会回潮？“军”直接出手干预市场时怎样强调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他表示，当经济开始有下行趋向的时候，制度创新和政府改革不能下行，高效的政府要把经济稳住。

第六问

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口在哪里？

“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更紧密地融合。”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从城市群的角度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需加快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建设、重启港深机场轨道联接线。

在产业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突破口在于深港合作共建全球性金融，探索深港“开放型创新”合作模式，重点围绕共同完善和提升港深创新平台展开合作，同时，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

而在港澳湾区合作机制上，郭万达认为关键是跨境治理和顶层设计。他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粤港澳区域协调委员会，创新和完善粤港合作机制。

原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在致辞中对专题报告会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有助于深圳了解的经济形势、的改革形势。他在发言中表示，深圳要提出“叫得响”的改革，就一定要了解的改革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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